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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花红,杏花白

◎ 姜照辉

我有一个大伯,有三个大妈。第三个大妈没上过学,却能熟读《新约全书》,书里夹着许多细小的白花瓣,翻书时小心翼翼,偶有飘落,便拿右手食指在舌尖舔一下,把花瓣粘起来,放回书页中,把书轻轻合拢。

解放初期,大伯从县一中毕业后,当上了一名老师。

大伯和第一个大妈结婚时,村子里很安静。没有嫁妆,没有锣鼓喇叭。大妈是穿着带杏花图案的旗袍独自走到大伯家的。家里摆了四桌酒席,没有一个客人来。据说,我太爷是“地主”,亲戚朋友们要划清界限,贫下中农避之唯恐不及,哪还敢来喝喜酒?于是,大伯大妈把家中长辈请到上席就座,一人一席,分别给他们磕头、敬酒。

他们结婚后就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,爷爷也被划作了“右派”。大妈硬是靠一辆纺车和在生产队里勤扒苦做,让一家人平安渡过难关。

第一个大妈一直没有生育,村里的闲言碎语逐渐增多,“地主”“右派”两顶帽子也随之延伸。

那年春分刚过,杏花正浓,大妈穿着那件旗袍悬梁而去。

大妈去世时,村子里很安静。没有花圈,没有锣鼓喇叭,连大伯的眼泪也是安静地涌流。

第二个大妈是老师,离婚后,带着九岁的女儿嫁到大伯家。

一个星期天,当老师的大妈把教室里的课桌围拢,同事们依次而坐,喝茶,抽喜烟,吃喜糖。大伯拉二胡,大妈吹口琴,两人合奏了一曲山西民歌 《桃花红,杏花白》,就算结婚了。

一天黄昏,一只猫头鹰突然从窗户飞进了大伯的寝室,把正在写作业的大妈女儿吓得“哇”地一声,瘫坐在地上,浑身发抖。发了几天烧后,她精神变得恍惚。大伯背着她上课,抱着她批改作业,用尽他几乎所有的办法为她寻医问药。最后,供她上完高中,走上了工作岗位。

第二个大妈为大伯生下了四个孩子,第二个孩子出生不久,我奶奶就去世了。大妈就把年事已高的爷爷接过去居住。那年月,逢年过节,炒一些苞谷花,就算奢侈。大妈总是趁热舀一碗,用石臼捣碎,拌些红糖,端到爷爷面前,剩下的分给孩子们。

第四个孩子九岁那年,大妈一直咳嗽,中西药都用过,不见好转。后经大医院检查为肺结核。那时候的肺结核跟现在的癌症一样可怕。大伯总是行色匆匆,一脸憔悴,人也瘦了一圈。他跟时钟一样转个不停,对时间的把握也跟时钟一样准确,并且养成了说一不二的习惯。他出去给大妈找偏方,遇上暴雨,为了赶在他规定的时间回家,几次险些被洪水冲走。

那年清明节前夕,桃花红,杏花白。一天,大妈的咳嗽声稀少了许多,她示意大伯把口琴拿给她。刚吹出几个音符,就引起一阵急促的咳嗽,随后她吐出了一口殷红的血。不到半个时辰,大妈就离开了人世。

邻居、亲戚和学校同事们都赶来祭奠。除了花圈、火纸等祭品外,其它被大伯一一谢绝。大伯借用了学校的卡带录音机,为大妈整夜播放《桃花红,杏花白》。这也是大伯一生唯一一次借用公家的东西。

那一年,大伯四十九岁。

教学不能耽误,一家老小的生活还要继续。大伯像沙漠里的骆驼,负重前行。

从参加工作时起,大伯抱着一个梦想,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一名党员。由于家庭“成分”原因,一直没能如愿。当他第十五次把 《入党申请书》交上去,不久,学校党支部就找他谈话,吸纳他为入党积极分子。

也就在这一年,一位农村妇女,因不能生育,离婚后嫁给了大伯。

一天傍晚,媒人领着第三个大妈来到大伯家。大妈一脚踏进门来,就包揽了家里所有的活儿。大伯的四个孩子都在上学,又赶上我读初中,寄宿在他家。五个孩子早起晚睡,大妈总是不厌其烦地起早做饭,等我们下晚自习。我们有时候还尿床,她总是把被褥或晒或烘,及时弄干,让我们舒服入睡。

大妈没上过学,常说自己是个睁眼儿瞎。我们有时拿有字的纸引火,或者把书、本子扔到地上,大妈就愤愤地说:烧了字,踩了字,读书就没有记性了,还会害眼病的。

星期天,大伯在小黑板上教堂妹认字,大妈也跟着学。

一到夏天,我便打着赤脚。一次上学,脚被玻璃割破了,大妈连夜为我做了一双布鞋。穿着舒适的布鞋,我发自内心地感激。下晚自习后,我偷摘了邻居家的杏,送给大妈。大伯听到邻居的大吵大骂,回家后,发现了地上的杏核,便追问是谁干的。我吓得瑟瑟发抖。大妈低声说是她摘的。大伯瞟大妈一眼,没做声,扭头给邻居道歉,并做了赔偿。

第二年春季,大伯在院子里栽下了一棵杏树。

堂兄弟妹们相继参加了工作,相继成了家。大伯退休后,和大妈安静而幸福地生活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,大妈的手中捧着一本《新约全书》,竟然能很熟练地读下来,但她并不是基督徒。

大伯去世时,享年78岁。学校为他开了追悼会,悼词中说他是“优秀教师”“优秀共产党员”。

大伯去世后,大妈执意一个人过。

每年春分刚过,大伯家的那棵杏树,素装淡裹。暖日熠燿,大妈在小靠椅上倚树而坐,迎着阳光阅读《新约全书》,任细小的白色花瓣在书中飘落。

又恰逢清明节,我想为大伯和两个已逝的大妈送上一枝杏花。